从《财经》“基金黑幕”事件看财经类媒介的社
2019-11-25 22:25 来源:未知
从《财经》“基金黑幕”事件看财经类媒介的社
阳江日报

  本文着眼于《财经》关于“基金黑幕”的报道前后的回顾,通过对这一媒介事件的解构,指出在这一过程中,《财经》作为现代经济环境下的财经媒介,对社会经济的运行至少起到了四点影响:一、监测经济环境,保障投资者知情;二、引起波动,冲击宏观经济运行;三、设置经济议程,引导社会;四、行使监督,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财经媒介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影响力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深入探讨。最后指出:财经媒介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良性发展和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历来是学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之一。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出发,目前关于媒介效果的一些基本的共识有:媒介对于公众的信息告知力、媒介的议程的设置能力、媒介的地位赋予功能、以及大众媒介对社会变革和社会运行的影响等。

  作为现代新闻媒介重要组成部分的财经类媒体,更是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运行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的封面文章,从而揭开了一场针对整个基金行业的“战争”,并最终对于中国证券行业的发展和整个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将对《财经》关于“基金黑幕”的报道前后事件进行回顾,力图通过对这一典型媒介事件的解构,揭示出现代经济环境下财经类媒体对于社会的影响。

  2000年10月,北京《财经》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令中国基金公司经理们坐立不安。这篇名为《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以下简称《黑幕》)的报道跟踪了1999年8月9日至2000年4月28日期间,国内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22家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大宗股票交易记录,在客观详尽地分析了它们的操作行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上存在着大量违规、违法操作的事实。

  《黑幕》对《财经》“经过种种曲折”拿到的一份“在市场中传闻已久但多数人尚未目睹的报告”进行了解读,对中国的投资基金进行了六个方面的猛烈批评,基本上涉及了当时人们对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的种种质疑。包括:指出人们所期望的“基金稳定市场”的作用未被证明;市场上存在严重的通过基金“对倒”制造虚假成交量的严重违法行为;大基金利用“倒仓”即甲、乙双方通过事先约定的价格、数量和时间,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并操纵市场;通过“倒仓”提高虚假净值;以及对基金的“独立性”的质疑和对“投资组合公告”的信息误导投资者进行批评等等。1

  《黑幕》的出世立即引起证券界的轩然大波,作为直接反应,10月16日,包括大成、嘉实等10家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这国内三大证券报上发表“严正声明”,称《黑幕》一文“颇多不实之辞和偏颇之论”,是“耸人听闻的”。声明称:“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我们的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对于《黑幕》中的种种批评,声明认为“在许多方面都违反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常识”,给予了反击。并称《财经》“作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出版物,仅仅依据一份非正常渠道流传的所谓‘研究报告’,不向基金业和证券交易所进行调查核实,就写出一篇多次运用‘据传’、‘据说’等字眼传播谣言的文章并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发表,严重违背了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出版物最起码应遵循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职业操守。”2

  10月19日,《财经》杂志在同样的报纸上发表了“严正声明”,称自己的报道“有正当来源和可靠依据”。3

  事情至此,关于基金的讨论已是人声鼎沸,包括《中国经济时报》、《中华工商时报》和三大证券报在内的国内主要财经媒体开始跟进,“基金黑幕”成为全国媒体最为热门的话题。类似《基金业到底存不存在黑幕》4、《〈基金黑幕〉有黑幕吗?》5、《如何看“基金黑幕”》6的讨论开始在经济界展开。2000年10月23日,《证券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评〈基金黑幕〉与〈严正声明〉》,呼吁业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切向前看”。

  《黑幕》之争引起了证券市场的明显波动,基金相关板块出现了大幅跌落。“基金黑幕”事件发生后不久,在“一些来自场外的因素”的作用下,基金重仓股先是出现了大幅上涨。7但很快,基金相关股开始大幅跌落。到了2000年10月23日下午,深沪大盘在基金重仓股的拖累下,出现大幅跳水。有机构股评惊呼:“《基金黑幕》引发的地震已经正式到来!”8

  10月29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就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正是在这次采访中,吴敬琏抛了出他那个著名的“中国赌场论”,从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中国的大辩论,也将“基金黑幕”事件推向。9辩论中,一些权威人士和官方人士开始走出对“黑幕”的沉默。11月2日,中国证监会高西庆首次公开表态,不点名地评论了“基金黑幕”问题。承认“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与大多数成熟市场存在相当的差距,因此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监管”,但这只是“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规范”。102000年12月初,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一次会议上首次公开表示:“监管部门对于调查属实、确有证据的违规行为一定会给予依法处理。”11

  《黑幕》引发的不仅仅是辩论。正是由这场论争开始,此后的2001年成为中国证券行业的风暴之年。在的压力下,基金业内外经过数月的辩论与反思,开始逐步理清思路,取得共识。监管部门开始调整监管思路。2001年,监管层高举市场化大旗,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打破基金业特权,规范市场动作的举措。《财经》后来又连接推出《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谁在操纵亿安科技?》等力作,加之郑百文事件的曝光,这一切的结果是促使高层痛下决心整肃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有力的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净化和发展。尽管作为初始起因的“基金黑幕”的议题重要度在这场风暴中,随着新的焦点的出现而逐渐淡落,且官方最终并未再给出明确的结论。但从事件前后各界反映的激烈程度、市场反应之明确,以及后来官方一系列动作力度之大来看,作为一篇优秀报道的《黑幕》和作为媒体的《财经》,其影响力已在此过程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了。

  通过对“基金黑幕”这一典型事件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财经》作为现代经济环境下的财经类媒介,对社会和经济的运行至少起到了如下四点影响:

  拉斯威尔最早提出了传播的三个社会功能,C.R.赖特在其基础上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1959)中提出了大众传媒的四功能说,即:监测环境、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强调媒介对于特定环境的内外部信息收集和传递是大众媒介的第一要义。12市场经济的特征在于公平环境下生产要素通过自由交易进行自由流通,达到最优配置,其正常运转的理想要求是交易双方均享有充分的信息,作为经济人的交易主体只有在充分信息的情况下才能做出理性选择。然而,现代市场的庞大和复杂使得作为个体的投资者无法或很难掌握关于投资对象的充分信息,对于公共信息的传递正是财经类媒介的重要职责。现代证券市场强调的是信息的透明化和公开化,除了公司自身提供数据的义务,应当说财经媒体对于保持市场信息的充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财经》关于基金黑幕的报道无疑是在行使着监测环境,给公众和投资者以知情权的职责。正如《财经》在配《黑幕》所发的“前言”中自己指出:“证券市场理应“公开、公正、公平”,“投资人有权知晓这份报告。我们不愿断然作结论,指称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新基金)发展已经出现严重的路径失误;但我们相信,报告的公布会有助于监管层正视基金业尚存的制度性缺陷,并在加强监管、规范基金行为方面有更多作为,也有助于社会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现状有更全面的了解,从而以更有效的合力推动市场向健康方向发展。”13该刊认为,“公众有权知晓相关新闻(包括事实与数据),进而自己做出判断,这将有助于社会的合力推动市场向健康方向发展。声明认为,对于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市场发展热点问题的不同观点和建议都可以有充分的表达机会。”14

  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早在正式推出之前,就被决策层和广大投资者广泛地期待为可起到稳定市场作用的最重要的“健康力量”,自1998年正式来到市场后,这些基金更是“承载着监管层的厚爱和的褒扬,更被视为引入西方成熟市场经验、培育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举措。”15然而,随着各项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和监管的加强,开始出现了对基金运作中的“有欠规范”的越来越多的指摘,就在《财经》的《黑幕》推出前几个月,包括全国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著名金融专家王国刚博士在内的有识之士就在不同场合发表演说或文章对投资基金进行了猛烈的批评。16但在《黑幕》一文的推出之前,尚未有人对于投资基金运作中的问题进行公开全面的责难,主管机构更是未曾表态。加之当时正是开放式基金即将推出的前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家新生媒体,《财经》推出《黑幕》无疑冒着相当的风险。

  从实际效果来看,《财经》对于经济环境的监测起到了它积极和应有的作用。从“黑幕”到“辩论”的过程正是信息的透明化和公众的知情权得以实现的过程。这种对于经济信息的充分披露无疑符合投资者以及整个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利益。它有利于人们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作出清醒的评价,避免了投资者利益的进一步损失,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完善和健康发展。

  李普曼“两个环境”理论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中,一个是现实环境,一个是媒介信息构成的虚拟环境或“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巨大而复杂的环境远远超过了人们直接认识的能力,而必须通过大众媒介构筑出的虚拟环境来认识世界,进而做出行动决策。17可以这样认定,在许多情况下,媒介正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和意义的赋予,来建构人们认知中的“媒介现实”,进而影响人们行为的。

  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其波动与多种因素如宏观经济形势、政府政策、突发事件(如战争、灾难)以及社会心理等密切相关。而作为现代条件下市场投资者主要的信息来源,媒介对于这些相关因素的报道无疑是对一个宏观经济环境的建构,这种建构会对投资者的心理和对经济现实情形的判断带来巨大的影响,直接引致“媒介现实”向“心理现实”的转变,进而影响其投资行为,引起波动。

  前文业已对《黑幕》一文对的影响作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黑幕》报道中,媒介对于事件的揭露还直接导致了原定于2001年初推出的开放式基金和创业板的的推迟。前者于2001年9月姗姗来迟18,后者则至今遥遥无期19。此外,尽管《黑幕》中涉案的基金公司并非全部,但它们对整个行业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媒介的报道导致了投资者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整体悲观,其结果之一是随后推出的开放式基金的试点受到市场冷遇,第三只基金几乎到了发行不出去的尴尬境地。20

  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通过对某些议题的重要性的强调会影响到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理解,最后形成公众议题。进一步来讲,由于媒介的报道给予议题某种意义,突出某些属性而淡化另一些属性,从而影响人们对议题的思考方式。媒介正是通过这样一种途径,使公众对某种观念产生较为一致的看法,进而形成公开的。

  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合意”和“公众议题”并不一定是“全体公众”或“大部分公众”范围内的概念,而应当理解为与媒介报道的事件中特定的相关公众群中的“议题”和“合意”。假设来说,如果一份地方教育类报纸头版的关于的教育改革的报道引发了当地教育界的争论,我们就可以认定,这份报纸成功的设置了议题。

  从“基金黑幕”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媒介对社会经济议题的设置效果。正是《财经》的报道,利用“黑幕”、“欺瞒”、“虚假”等语词为中国投资基金贴上了“基金黑幕”的特定标签(意义),并以广泛的传播方式使之成为公众的议程主题。如前所述,从《黑幕》发文起,包括当事方、曝光方、学者、官员、业界等相关人士纷纷卷入争论,包括国内三大证券报在内的各大媒体均对此事进行了重点报道,地方财经报纸和港台报纸更是不遗余力21。一时间,“基金黑幕”成为报刊文章的流行词汇之一,并被评为“2000年中国十大证券新闻”22。吴敬琏的接受采访意味着“名人”和“专家”开始谈论这个议题,这有力的推动了议题的建构,并进一步扩展了议题的含义(由基金到整个),接下来,由“基金”引发的讨论持续数月,涉及国内众多经济学家,并在事实上把整顿证券市场秩序的“议题”提上高层日程。实事求是的讲,这一议程的设置并不是也不可能由媒介孤立完成建构的,而是在媒介、证券业界、政府三者的互动中完成的,但是,财经媒介(包括《财经》和后来的各大媒体)起着议程设置的起始作用并在整个过程中处于话语的中心,这是毫无疑问的。

  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新闻媒体担负着对市场行为的主体――企业(而不仅仅是对政府)进行监督的职能。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触角已经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些企业对我们的生存环境、体系、全球财富分配、投资安全乃至我们健康的影响正在与日俱增。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了获取利益,往往会出现一些不当甚至是违法行为。随着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由于市场的复杂性,更是容易出现诸如企业恶意逃避银行债务,不能准确、及时、全面披露相关信息,甚至内幕交易、联手操纵股票价格谋取非法利益等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利益的违规违法活动。因此,对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实施监督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大众媒介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职业特性,成为这一监督的最有力主体。不仅仅是在中国,前不久美国安然丑闻的曝光正是媒介对于企业进行有效监督的一起很好案例。

  “基金黑幕”事件中我们欣喜的看到了中国的财经媒体对监督市场职能的一次充分运用。如前所述,正是在压力下,2001年起,中国证监会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基金监管的文件,内容涉及法人治理结构、基金公司交易行为规范以及基金公司的发起设立等。其中以“好人举手”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基金业准入制度改革成为2001年基金业规范化进程的重要内容。23“好人举手”政策是指改变行政审批与小范围内选择基金管理公司的做法,强调拟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机构要用事实证明自身具备管理能力,并向社会公开承诺自己是行为规范的理性机构投资者。由于引入了市场监督评价机制,这一举措在短期内大大提高了市场准入的门槛和市场监管的水平。

  “基金黑幕”及其影响引发的是我们对于现代经济条件下财经类媒介的社会角色及其社会影响力的思考。

  关于大众媒介影响的争论,BernardBerelson曾归纳出以下三种主要的观点。实务派:传播媒介的代表与研究人员;学院派:媒介内容的精英批判者,尤其指大学里的学者;实证派: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人员(BernardBerelson:TheGreatDebateonCulturalDemocracy,1961)。24在此基础上,Davis和Baran列出了关于大众传播媒介效果的七个基本问题如下:25

  现在,我们可以尝试用这七个问题来对财经类媒介的社会影响进行考察。出于简化的考虑,我们提出如下五个问题:

  从“黑幕”事件中我们得出了一个无需置疑的答案。无论是从短期效果(如的立即动荡)还是长期效果(如中国证券市场的走向规范),直接效果(如各大基金公司的反应)还是间接效果(如开放式基金的受阻)来看,《财经》及其《黑幕》报道给社会和经济运行带来了毫无疑问的强烈冲击。前文列出了《黑幕》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四种影响即:监测经济环境,保障投资者知情;引起波动,冲击宏观经济运行;设置经济议程,引导社会;行使监督,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推而广之,我们可以将之视作财经媒介和财经报道对于社会和经济的一般影响。恐怕更有意义的是第二个问题的提出:

  事实上,媒介影响社会的方式从根本上讲只有一种手段:向大众刊载信息。但如果要完整的列出在“媒介信息”与“社会影响”二者之间,究竟有多少种因素,多少机制在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这恐怕非本文之力所能及。关于“社会影响”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这里,我们仅仅想对在“黑幕”事件中的两种可见影响――动荡和政策改变做一简要的探讨。我们认为,财经类媒体在通过报道引发影响的过程中有三种社会心理机制是值得一提的:一是霍夫兰在早期的说服研究中便提出过的信源权威性的作用;一是戴维森提出的“第三者效果”;另外一个是财经报道通过引导带来的群体压力。

  关于第一点,高可信度、高权威性的信源可以产生更强烈的告知和说服效果,这已成为共识。财经媒介的特殊性之一就在于其专业性。“黑幕”事件是在“跟踪1999年8月9日至2000年4月28日期间,国内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22家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大宗股票交易记录”并“客观详尽地分析了它们的操作行为”后得出结论的。这一过程决非一般公众和一般投资者所能完成。内容的专业和复杂使得财经报道大多是以专家的面目出现的,相对于普通的社会新闻和评论,这样的报道无疑会给人更可信的感觉,从而起到更强烈的影响。

  关于第二点。“第三者效果”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夸大大众媒介消息对其他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26前面曾提到,媒介信息通过建构虚拟的媒介信息环境,影响投资者头脑中的经济环境的图像,对动荡产生影响。在这里,即使一个人对《财经》“黑幕”事件有所怀疑或认为此事重要度并不大,但“第三者效果”仍会促使他认定该报道对他人是有着巨大影响的,他人会从这篇报道得出“要跌”的结论,从而抛出股票。“虽然我不这么认为,但我也必须抛出股票”。这无疑成为动荡的推波助澜,也使得个体在实际上低估了媒介对他们的影响力。

  关于第三点。即使是政府也必须面对公众的压力,这毋庸质疑。这样的结果一方面自然是对事件的处理,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府在做出相似决策时变的更为小心。比方说此案例中开放式基金的推迟。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博士在谈及美国安然案件时将财经媒体与董事会、市场参加者、证监会和法院并列为维护市场资本运行的五方力量。27我们认为,在一个健康有序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中,经济类媒体扮演了一种利益平衡的角色,这种平衡或者说制衡的作用正是财经媒介最重要的影响力的体现。

  众所周知,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强调的是一个公正规则下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这一制度的健康有效运行有赖于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自由和公正交易。政府、公众、企业等都是这一制度的参与者。但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又同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不公正的倾向。相对于分散的大多数――公众而言,企业无论是在专业性还是在信息的占有上都存在着绝对的强势,这使得企业在同公众的博弈中处于几乎是肯定的优势地位。大至这次“基金黑幕”的瞒天过海,“安然”公司的巨大谎言,小至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假冒伪劣事件的产生,都是这种不平等地位的体现。政府本应担当起维护秩序的裁判员角色,但一方面,政府是市场中效率最为低下的机构,单纯的行政命令无法有效、及时解决所有的企业违规,另一方面,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易与政府相关部门达成“制度外交易”,这是对市场制度的更大损害。因此,一个自由而有效率的财经媒体的利益制衡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是信息的制衡。媒体的监测和告知功能成为公众与企业间信息平衡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是对政府行使职能的督促,这可以视作公众与公众服务机构间的制衡,原本因掌握公众权力而处于强势的政府在媒体构建的强大面前恢复了与公众力量间的平衡,从而得以更加积极的行使公共服务的职能。这次“黑幕”事件中后来的一系列政府行为便是这种平衡效应的很好例证。

  前述提出的关于《财经》对于社会及经济的四点冲击中,对于经济环境的监测和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均可视作财经媒介的正面影响。这里我们想着重探讨的一点,是如何加强现实生活中财经媒介的正面影响?

  财经媒介的正面影响力首先取决于媒介自身的负责感和业务能力。在转型期的中国,前者表现为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心态直面社会问题,勇于维护社会公正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为社会多元利益的整合与平衡做出贡献。后者则是对财经从业者自身素质的呼唤。《黑幕》报道无疑是建立在《财经》采编人员的新闻洞察力、新闻策划能力和对财经专业领域的熟悉基础之上的。坦率的讲,中国目前的优秀财经新闻从业者还太少。加强财经新闻专业人员队伍建设正是加强财经类媒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的首要前提。

  其次,应为财经媒介的生存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尤其是法律生存环境。眼见的事实是,越来越多影响媒体传播公正的因素开始浮现。比方说媒体投资方资本的意志、媒体经营和生存的压力、体制内新闻管制的约束、财经记者编辑的专业水准、职业道德以及来自报道对像的诉讼压力,财经媒体的报道权、批评权正受到严酷的制约。仍然是《财经》杂志,2002年6月,“世纪星源”对《财经》杂志的名誉侵权案掀起财经媒体界关于媒介报道权力空间和司法保护的又一场争论28。陈志武博士对此的评论是:“目前的二审制度和诉讼受理条件,给对媒体报道不满的上市公司创造了一个优越的名誉侵权诉讼环境:从本地法院起诉、在本地中院终审。”29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制约着中国财经类媒介的健康发展,而缺失了有效的媒介监督的市场经济将永远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

  从《财经》案例中我们并未看到明显的负面影响的出现,但这绝不等于说对财经类媒体没有讨论负面影响的必要。应当承认“黑幕”事件只是一个带有种种偶然性的个案。从一般性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财经媒介可能造成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有:*失实或炒作带来的信息误导*尽管是真实报道但由于超出了公众心理承受力范围带来的对国民经济的不良冲击*由于财经媒介与报道对象的妥协带来的误报或不报

  是权力就有被滥用的可能。媒介的报道权力同样如此。关于如何限制和规范媒介的讨论新闻界已有过太多的论述,这里想指出的是另一角度的解决方案:提高受众使用财经媒介的能力。如前所述,由于财经媒体的“专业化”面孔,其报道相对于类型报道来说有着更强的影响力,这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心理成熟度和使用媒介的能力,反映出这个社会的整体的经济知识和判断力。提高公众使用财经媒介的能力将有助于避免那些拙劣的财经新闻的影响。正如Davis和Baran所总结的实证派观点所说的那样:“我们若学习成为有识别力的媒介使用者,便能增加其正面效果并减少负效果。我们能学习选择高水平、可信赖的讯息与娱乐来源。我们能学习避免低水准、煽情的,或偏颇的媒介讯息。若个人成为有识别力的媒介使用者,他们就能迫使不良的媒介来源退出市场。”30

  以上对《黑幕》报道的前后事件进行了回顾。在分析其社会影响的基础上,对财经媒介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影响力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探讨。如前所述,《黑幕》最终未得到官方的正式意见。但是,从此后的一系列辩论,以及高层在2001年出台的一系列旨在加强证券市场监管的措施,以至后来银广夏的落马,郑百文神话的破灭,《财经》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和发展起到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说,《财经》及其《黑幕》是一起财经媒体利用自身的优势,充分发挥在企业监督方面的作用,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的典型案例。

  作为财经媒体的《财经》是成功的,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报道也成就了它在中国财经类杂志中的一枝独秀以及整个中国经济类媒介中的领头羊地位。但仅仅有一个《财经》是不够的。完全可以说,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自由而负责的大众媒介已成为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一个处于发展中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中,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利益冲突显得尤为尖锐,一批高效而有责任感的财经媒介对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从改善媒介生存环境入手促进其成长,从媒介人员队伍建设入手规范其成长,这是进一步发挥财经媒介影响力,保障社会经济良行运转的有效途径。